fandrei 的个人博客

不跟那些公共部门打交道时，你也许不会觉得自己是社会生活中的主人，但至少会觉得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有独立，有尊严；然而一旦跟它们发生联系，那些有点儿色彩的泡泡就破灭了，荡然无存。
——题记
1月7号，送父母回去。因为是7点的火车，我们近6点就到了。从二楼平台下车，进站口已经排了不少人。扫视了一圈，记忆中进站口旁那个卖站台票的窗口全无踪影。问把守第一关的小伙子，在哪里可以买站台票。很温和的回答说在1楼售票厅。匆匆跟父亲要了车票、身份证，说你们先等一下，我去买站台票就来。奔下1楼，闪避着、拥挤着找到售票厅开着的那个门，排了不短不长的一个队，递上票和钱。票和钱又递了回来，说动车不卖站台票。我说送老人上车，您看下身份证吧。窗口里边的声音不算粗暴，但斩钉截铁：老人也不行，动车不让卖站台票了。我急了，也怒了，因为还要赶去昌平一个旮旯开会，因此做了一般不会做的蠢事，冲那个胖胖的售票员白费力气的吼了两句：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对方很淡定的说，那没办法，你去找值班站长去吧。
想起以前也找值班站长签过字，那可是在2楼候车室里面啊！不过或许搬来售票厅了吧，于是心存侥幸问了一句：值班站长在哪儿？
“2楼”！
怒气冲冲挤出去，记不得下来的那个口了，疯找了一阵，终于想起下来时经过一个什么吧的，于是从那个挂着什么吧牌子的小门爬楼梯上去，果然到了二楼。父母还在寒风中等着，排队进站的人增加了不止一倍。一起排队、安检，跌跌撞撞进去后直奔值班站长处。那个穿制半夜凉初透服的美女冷冷地听完我简短的理由，拿起车票和父亲的身份证扫视了一眼，拿起一个小章盖在了车票上，随手递给我，始终未发一言。如获至宝，让父母在老弱候车室等着，狂奔到出口。2楼出口未开，只好再奔下1楼，从新加坡使馆那种杆棒门出去，发现被圈在漫长的栏杆之外了。原来1楼的主城门之外又加了一层城墙，圈起了车站广场的大片空间，这道墙主要是由一个个钢管门组成的，应该是起查验身份证和车票是否一致的作用吧。
绕了一个大圈，终于重新贴近车站楼体，闪避着、拥挤着进入售票大厅，奔到最里面的站台票售票口。这一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队了。终于排到，一言未发，递进去车票、身份证和1块钱。对方也是一言未发，身份证根本没接，看了一眼车票，连站台票一起传了出来。
原来人家规定还是考虑到了老人等特殊群体的需要的嘛！不过觉得卖票的人不大会审，必须由站长把关，即便实名制了也一样！
挤出去，就近在一个钢管城门验了票、身份证，奔到进站口正门，再次排队——这次是大队了——安检，终于回到老人身边。母亲说喊过进站了，于是直接拎行李奔向验票口。
终于把老人送上车，放好行李，互相叮嘱了注意身体，我下了车，离开。两个出战地道都是铁将军把门，只好顺着来路奔上二楼。彷徨不知下那个站台可以出去，迎面来了个制半夜凉初透服女士，赶紧问。答曰：
“下站台出去。”
苦笑了一下，只管沿着进站人群走的长廊往前走，突然眼前一亮，一个候车厅的门开着，且没有人守。闪身进去，里边摆放着小圈椅、茶几，估计是收费候车厅或什么群体专用的吧，几乎没人。没心思细看，赶紧出去是正经。
车站人已经非常多，而正在涌过来的人看样子更多，是一点点从跨街的那个桥上挪下来的。一路上想起二十四孝，想鲁迅的责难或许不大公正吧，在中国不说大孝，就是聊表孝心也是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的。
终于挪到地下，还好有摆渡的出租，比较顺利到了军博。人一样是个多。排队安检，进站，上了地铁，终于松了口气。那时候我还没去想，倒2次还是3次地铁后能否顺利搭上车去那个鬼知道在哪里的小沙河开那个一本正经的会议。还有时间，我想先喘口气。这期间突然想起了阿泉，大半年没联系了，春节前一定得给他个邮件，把那个一直没寄的包裹寄出去，重要的是再跟他强调一遍，毕业后努力在那边找工作，有机会就别回来！

        两种极端对立的话语都在拼命抢占主导地位。

        一种是史诗性话语，它崇高、激昂，一副君临天下的仪容，高悬于厅堂之上，高楼广厦之中，也漂浮在柜台店铺之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虽单调而适应性极强，从巨无霸机关、公司到餐馆、美容店，从神坛圣殿到沦为老鼠会的传销组织，都在使用这种话语——当然有不同的变体，但套路相同，模式无二。

        另一种是责难性话语，这种话语同样气势汹汹，充斥着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两种话语，一个作为集体话语的主导模式，一个作为个体话语的主导模式，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铺天盖地，搅合出一个喧嚣、浑浊的话语空间，令人窒息。

        一种奇特的艺术话语在这两大对立的主导话语之间聒噪不休。主要体现有二：

        一为滥情——或深情至呻吟乃至痛不欲生，或甜蜜到腻味乃至令人作呕……这是职员们的诗与歌，与其说它是在抒发情感，不如说是在抒发有关情感的想象，所以它不是华丽到俗不可耐，就是简陋到俗不可耐。

        一为滥事——有戏说、穿越、奇幻等种种形式，它与滥情话语一样空洞，而且愈来愈朝着玄怪诡异的方向发展。

        在这嘈杂、纷乱之中只能偶尔听到批判性话语。时代像缺乏情感一样缺乏批判的能力，因为人人都担心被淘汰，都纵身跃进了或准被跃进时代的大潮，劈波斩浪，奋勇前进。绝少客观审视的眼睛和频频回首的反思，批判性话语也就少有孕育、诞生的机会，因此它在时代话语的整体中微不足道。

划范围或许是很多高校期末复习中公开的秘密。为什么要划范围？因为学生要过，更想要个好分数。大学教育与中小学一样，仍然是一切为了分数。期末考是为了优秀和三好；考研呢，是为了有个好饭碗；其他如四六级、专四、专八，还有各类专门证书考试，五花八门。大学教育的应试化比中小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区别是大学生的脑袋里考试的严肃性荡然无存，八仙过海的胆量和本事都远非小屁孩们可比。

这让人联想到一幅很不愉快的图景：垃圾堆上觅食的家畜。大学是一个利用率极高的庞大垃圾场，学生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垃圾堆，日复一日，胃口早败坏了，只乐意拼命扒拉点儿吃食，不管什么路数，养肥了就行。

        地沟油、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奶粉、染色馒头、瘦肉精、墨汁粉条……感觉食品业越来越像人才培养和学术论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更没有不敢做的。国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迅速垃圾化了。不过也未尝不是好事，说不定我们的解毒器官会迅速进化，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从而保持绝对的竞争优势，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青年人更容易被繁华、气派的表象吸引，老人则往往更容易洞穿表象后面的真实。超市里包装整齐的有机蔬菜，老岳父根本嗤之以鼻：以前我们吃的都是有机蔬菜，现在自己不种别想吃有机蔬菜。前一段看到的报道印证了了这个判断。五一节，齐一卿两天都有安排，今天八达岭，明天故宫，忙得不亦乐乎，老先生在家逗孩子，看书，前窗后窗走了一遭后说：

        “五一节，劳动节，劳动者的节日，不包括农民工，咱院的园林工人，后面的学校工地，都在干活。”

        安娜在书房加班，笑着说，也不包括脑力劳动者，我也在干活。

        前些天在院里抱着沛文散步，走到小区学校前，看到学生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问旁边一个带孩子的老太太，知不知道这学校怎么样。老太太笑了，说早就替孩子留心来着，冬天的时候看到学生们上体育课，女教师穿着高跟鞋，当时心想，完了，这学校好不了。

        看样子让小丫头就近上学的希望不大了。

岳父母来帮助看孩子，住一阵子了。一天晚上偶尔谈起物价，老先生一句话总结说：在北京，钱不像钱，像擦屁股的纸。房子一报就是几百万，听着都不像真的。

    安娜回顾说，来北京刚找到工作时，收入比现在低得多，但那时候月工资可以买差不多2平米，现在工资高了不止两倍了，可是买一平米都难。

    但让老人不能接受的远不止房价，他说，在新乡，拿着这些退休金，不多吧，一直觉得还能过，到北京了一看，也就是还能活。

  大年初二，乘公交，转地铁，打的，辗转取回托人从国外捎来的奶粉。宝宝妈产假已经结束，很忙，且随时可能出差，母乳还能喂多久很难说了，能坚持满半年就不错。需要给宝宝提前储备些口粮，也需要让她提前适应适应。
    国产奶粉，我们想都没想。进口奶粉，国内太贵，找门路省点儿吧。
    我们这份心思看来是很多人都有的。近几天看到新闻，说大陆游客抢购使得港澳出现了奶粉荒，澳门甚至有妈妈被迫喂孩子稀粥。
    显然，这一个春节，除了money，大陆游客给港澳同胞也带去了他们始料未及的焦虑和恐慌，如果家里有嗷嗷待哺的baby，难免还要加上一份愤怒：他们一向优哉游哉购买的奶粉，一夜之间竟被陆客一扫而空。内地同胞的消费能力对一些人来说无疑是祸害，难怪港澳两地都有人提出要给奶粉征收离境税。挣钱是爽，可市场给卖的自己揣着钱买不到东西了，原来也很可怕，何况肯定不是所有人都直接尝到了大陆客的甜头。
    不过这场奶粉危机原本可以预料，只是港澳与大陆的生存环境差异太大，港澳同胞不可能充分估计到大陆同胞为了宝宝肚子问题处心积虑的程度。虽然在地理上那里与大陆浑然一体，主权也回归数年了，可是港澳同胞理解不了大陆居民对国产奶粉深深的不信任，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就像俄罗斯人曾经绝不可能信任本国卢布一样，无法信任国产奶粉。谁能预料，一开始是冒牌的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奶粉祸害了下一代，几年后却发现，被冒牌的正牌货原来祸害更深、更广！更可怕的是接下来一系列的正牌货都被发现了问题。谁也不愿意拿孩子的健康冒险，我们的视线自然转向了进口奶粉，然而进口货的价钱令人咋舌，我们只好千方百计去找价廉物美的所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港澳同胞，作为一个婴儿的父亲，港澳也是本人选购奶粉的一个目标地，不过眼下尚有更佳选地而已。大陆人民的出发点很简单，遵循的是普天下百姓的生存之道：
    第一，要可靠，奶粉尤其含糊不得，这可是关乎到宝宝一生的口粮！第二，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大陆百姓挣钱不多，要花钱的地方却实在太多。
    突然想起去年媒体对小学语文课本的批判。我相信有些家长也已经开始对孩子的课本失去信任了，因为有报道说民瑞脑消金兽国老教材甚至因此脱销了。这也算是一场小小的危机吧，至少是危机的苗头。我同样对现在的教材充满困惑，而且不仅仅是对教材，而是对从幼儿到高等教育各种层次教辅书的繁荣局面充满困惑。
    同心出版社那本中英文对照的儿歌，中文翻译超烂——不在于翻译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根本就是粗制滥造。
    我只好自己尝试去翻译一些，至少我会用心。
    舆佳节又重阳论集中批评的是小学语文课本枯燥、空洞，为了说教甚至不惜造假。然而问题主要还不是课本沦为说教工具，编撰者品位的低下、目的的单调只是表象。语文课本危机产生的主因不在这里，而与奶粉危机一样，在于生产者可以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
    奶粉是孩子的物质食粮，教材为孩子提供精神食粮，二者都关系下一代，都是社会延续、发展必需的至关重要的公共人比黄花瘦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在商品社会，自然是要追求收益的，但是这一目的决不能高于其社会服务功能。生产者本身无法自觉做到这一点，社会整体必需有机制能强迫其做到这一点。然而目前我们社会的这一能力严重不足。
    语文课本危机和这个春节的港澳奶粉危机，与社会整体面貌都是和谐一致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各类机构已基本完成蜕变，抢占物质财富成为主导一切的任务，社会沦为各种层次物质财富先占者的狂欢，每一个机构及其成员都在追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占据更多资源，一句话，追求利益最大化。
    民众积极也好，被动也罢，多多少少都难免随疯起舞。疯抢民瑞脑消金兽国老课本，狂扫港澳奶粉，削尖了头挤着交赞助费……
    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举国癫狂。
    媒体不会缺乏食料的。